2023年8月初，“战舰一号”曾判断：未来五年，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很可能出现“大型防空指挥舰青春不接”的尴尬局面。两年多过去再回头看，从造船进度到部队形成战斗力的节奏，再到一线编队的临战表现，这一判断不仅被现实验证，且问题还在加深。
首先看建造节拍——时间表全面后延。2025年9月27日，巴斯钢铁造船厂为“路易斯·H·威尔逊”号（DDG 126）举行命名仪式。按美海军惯例，这意味着主要建造阶段收尾、即将进入为期1—2年的舾装与系统集成，随后还要经历海试与整改。即便以“顺利”为前提，这艘Flight III型“阿利·伯克”驱逐舰最快也要到2027年9月以后才可能交付；与2023年曾做出的“或于2026年底服役”的预期相比，显然已显得过于乐观。
英格尔斯造船厂方面，同样不容乐观。— “史蒂文斯”号（DDG 128）于2025年9月宣布完成厂试，计划2026年中服役。考虑其2023年8月下水，等于从下水到服役跨度约三年，较早先“2025年服役”的判断推迟近一年。按这一“3年法则”类比，DDG 126的最终接装时间极有可能被推到2028年秋季。— “杰里迈亚·丹顿”号（DDG 129）在2025年6月完成命名暨下水仪式，若参照DDG 128的节奏，DDG 129也大概率要等到2028年中前后才能加入现役。
据此重新梳理关键节点：— 2026年中，美海军预计拥有2艘可用的Flight III（含已服役的DDG 125与计划服役的DDG 128）；— 2028年中，数量才可能增至4艘（再加上DDG 126与DDG 129）。换言之，期望中的“大型防空指挥平台”规模化接装，并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航母编队的现实困境。
更关键的是，“服役≠能打”。以往经验看，“阿利·伯克”级从编入现役到达到“初始作战能力”还需经历武器实射、雷达标定、编队演练等一整套流程，通常要再花6—12个月。但摆在眼前的例子让人更谨慎：首艘Flight III“乔治·卢卡斯”号（DDG 125）在2023年10月7日入列，至今已满两年，却仍未以航母编队属舰身份部署作战。现实迫使美海军从2024年起持续用Flight IIA临时代打：—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编队由“弗兰克·E·彼得森”号（DDG 121）担任防空指挥；—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由“丹尼尔·井上”号（DDG 118）承担同类角色。截至2025年10月，海外执行任务的多个航母群仍然如此：— 西太“乔治·华盛顿”号以“提康德罗加”级“罗伯特·斯莫斯”号（CG 62）充当指挥中枢，这艘老舰计划2026年退役、已服役36年；— 印度洋“尼米兹”号与进入地中海的“福特”号均由Flight IIA驱逐舰顶上；— 计划年底赴地中海/中东的“乔治·布什”号则据称将以“温斯顿·丘吉尔”号（DDG 81）作为防空指挥舰。这正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现实写照：Flight III未能按时、按量形成战力，老平台与次优替代方案被迫持续加班。
“老当益壮”的神话也在破。“提康德罗加”级曾是美海军海上防空/指挥控制的巅峰代表，但超期服役带来的维护灾难早已显形。2015年启动的现代化改装计划原拟给11艘延寿5年并提升能力，结果进场后发现退化远超预期：先是仅7艘具备改装条件，最终只有3艘完成“真正的现代化”。其余舰艇投入巨额经费后无果而终、只得退役：— “考彭斯”（CG 63）2018年8月开改、2024年8月30日退役；— “维克斯堡”（CG 69）2020年3月开改、2024年7月退役；— “安齐奥”（CG 68）2017年5月开改、2022年9月退役；— “顺化城”（CG 66）2019年9月开改、2022年9月退役。2025年9月25日，“菲律宾海”（CG 58）与“诺曼底”（CG 60）又在诺福克退役。截至目前，“提康德罗加”级尚存7艘分布于诺福克、夏威夷、横须贺与圣迭戈，其中仅“葛底斯堡”（CG 64）、“长津湖”（CG 65）、“圣乔治角”（CG 71）3艘计划服役至2029年，其余4艘预计在2026年全部退出现役。
更刺眼的，是作战一线的“事故体征”。2024年12月上旬，“哈里·杜鲁门”号航母编队以完成现代化的“葛底斯堡”号（CG 64）担任防空指挥。然而在地中海应对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威胁的过程中却发生重大误击，击落了一架自杜鲁门号起飞的F/A-18“超级大黄蜂”。这起事故对“提康德罗加”级的继续服役、乃至其作为航母群“神经中枢”的资格，打击不言自明。也正因此，美海军被迫更大范围地以Flight IIA作为过渡的防空指挥平台。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图景就清晰了：— 新舰建造周期拉长、接装后形成战力时间继续后移；— 老平台延寿计划屡屡折戟，数量与性能双双滑坡；— 一线编队不得不以次优组合勉强维系“指挥—探测—拦截”的链路完整性。问题在于，21世纪20年代的海上对抗生态已巨变：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亚音速巡航导弹密集来袭已是日常，更高层级的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反舰打击手段也在加速扩散。2024年红海战场给出的“实践考题”，只是未来饱和/超饱和袭扰的缩影。面对成倍增长的来袭密度与复杂弹道，“提康德罗加”级明显力不从心，Flight III又迟迟不能大规模顶上，航母编队的对空/反导指挥能力出现结构性缺口——这不是战术层面的小窟窿，而是战略体系的“中枢空窗”。
以此外推，隐忧随之而来：当面对更高速、更低可探测性、更多批次交错而来的海空联合打击时，缺少稳定、强算力、高冗余的“舰上C2中枢”，就意味着目标指派、火力分配、拦截窗口管理都可能在峰值压力下“卡脖子”。从误击到漏防，只是量变与质变的差别问题。一旦落到对等甚至近对等对手面前，损失可能不再是“可接受代价”，而是足以写进海军建设史的里程碑事件。
结语：美海军不是没有解法——Flight III的快速爬坡、后续新一代大型水面作战舰（LSC）顶上、以及舰队级分布式C2/传感器融合能力的重建，都是方向。但从“方案”到“战斗力”存在现实鸿沟。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老平台退场与新平台接班之间撑起一座“不会塌”的临时桥梁；若桥梁承压失效，后果将不止于某一支航母打击群的战术挫折，而是对整套远洋制海体系的信心动摇。
当“防空指挥舰缺位”成为事实而非假设，真正的危险，往往就不再遥远。
海信证券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